自从1982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之后，社会学家们就一直在提醒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这项政策会带来“4+1”的家庭赡养困局。当然，在80年代中期，从“老龄化”的角度，社会保障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到了90年代初，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却变成了“与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和“稳定社会”，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围绕着国有企业说事。直到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把“社会和谐”当作一个社会目标提出来之后，社会保障的“覆盖城乡居民”才被当作一件“正事”来办。2007年以来，在养老保障方面，资金保障由城市职工养老保险、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三项制度构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体系，使“覆盖城乡居民”的说法有了制度的支撑。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的建议，又使中国社会看到今后五年中有可能实现资金保障“覆盖城乡居民”的美好愿景。

　　但是，就老年人的需求而言，光给予资金保障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不重视对老年人提供社会性的非营利经营的服务保障，老龄化高峰期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认为老年人都有了养老金，就可以让市场来解决服务照料的问题，试想，那得给老年人多少养老金才能填满“市场”那巨大的胃口。再看一看医疗卫生服务的昨天和今天，就能预知养老服务的明天。

　　为什么这么强调老年人服务照料的社会性，因为很显然，如今的80后、90后和00后，正是10——20年以后老龄化高峰时照顾老人的“主力军”。这几代人，独生子女占了相当一部分，兄弟姐妹多的可能是少数。加上就业压力和其他社会经济压力，要“脱产”来照顾父母乃至祖父母(外祖父母)，恐怕是“天方夜谭”；而“不脱产”的话，“4+1”的家庭模式，就会把这些正当年的“社会栋梁”们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庭照料，其实已经是可以想见的不可能的事。在服务照料上过于强调“孝”，其实是自欺欺人的虚伪做作。

　　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社会化的社会，与其相配套，过去由家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一定也要走向社会化。以前老人可以靠子女给赡养费，但现在怎么也得要个社会化的养老金制度来保底。服务照料也一样，过去靠子女来伺候服侍，现在怎么也得有个社会服务制度来保底。

　　社会服务有两大块：一块是居家养老，但这应该有一个社区服务体系来给予支持。一般的日常生活乃至精神文化的需求，可以由社区提供的各种专业化的服务项目来给予满足。还有一块是机构养老，到老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或不能自理时，就应该有专门的机构来提供服务，使老人在高质量的专业服务中无痛苦、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程。

　　再强调一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老年人可能70%以上都是支付能力不足的，所以一定不能将这个历史重任轻率地甩给“市场”(在当今中国，“市场化”的潜台词就是“没人管”)。这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是一个大问题，尤其是有朝一日，如果15亿中国人中有4亿多是60岁以上，有3亿多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时，没有上述合理的制度安排，后果不堪设想。

　　以上所述，不仅是针对当今的老年人，因为人人都会老去，尤其要提醒如今正当年的60后、70后的中年人，上面所描述的情景，可能正是你们迈入老年时的状况，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民政部拿出规划让公众讨论，大家都应该积极参与。当然，11日见报，28日就收场，显得时间太过局促。如果真是有诚意，这个问题应该认真地讨论3个月。请各级老龄委、老龄办以及退休人员的工作机构，认真组织老年人，也包括中年人，认真地参与讨论。如果仅仅是匆匆走过场，那又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