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
编者按在小品《不差钱》中，赵本山和小沈阳师徒俩有一段经典的对白，小沈阳说：“你知道这世上最痛苦是什么吗？就是人死了，钱却没花完。”赵本山反击道：“世界上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活着，钱却没了。”
“人活着，钱没了！”小品中的一个“包袱”已经成为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据前不久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13．26%，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含饴弄孙、携手同游，是大多数人对未来退休生活的美好憧憬，然而，养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因为与欧美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相比，我国是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
面对养老问题的巨大压力，我国正全力以赴构建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两大保障体系。《保险周刊》本期特别将视角对准保险业在破解我国养老难题方面的功效。敬请期待。
预测一：中国劳动力数量将在2013年达到顶峰，随后进入下降通道。
预测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社会养老压力凸显。
预测三：终止“独生子女”政策难以力挽狂澜。
预测四：建立可持续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长久之计。
7月11日，第22个“世界人口日”即将到来，联合国人口基金将今年的主题确定为：“70亿人的世界”(The World at Seven Billion)。国家人口计生委将中国地区宣传活动主题确定为：“面对70亿人的世界”。
与此同时，安联集团2011年最新一期的《人口结构变化报告》（以下简称“安联报告”）也新鲜出炉。报告显示，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人口总数为13亿4千万，对比历史数据，中国近十年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自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逐年降低，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进程却在日益加速。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海瑟教授预测，即便未来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放松或取消，也难以改变劳动力短缺的趋势。安联集团最新《人口结构变化报告》显示，2013年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折点。
到2050年：
100个劳动力供养64个退休人口
一方面人口出生率逐年降低，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增加，这势必导致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安联报告显示，目前中国的退休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59岁之间人口）的比例约为19∶100；而到2030年这个比例会攀升至40∶100；到2050年则会高达64∶100。这意味着届时100个劳动力将必须供养64个退休人口。
从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此后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逐年下降。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仅为0.6%，相比1990年到2000年减少了一半。
按照中国社会60岁的退休年龄计算， 2013年劳动力拐点将会凸显，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随后开始进入退休潮，届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面临严峻挑战。鉴于此，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及专家呼吁中国应该放宽或废除“独生子女”政策，试图以此提高人口出生率，缓解可能由劳动力短缺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将面临的巨大养老压力。
人口老龄化：
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
安联报告提出疑问，把中国人口出生率降低、社会快速老龄化的根源归结于“独生子女”政策是否太过武断？放宽或废除“独生子女”政策就能解决中国劳动力短缺的巨大压力吗？这是值得质疑的。
事实上，中国在推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前，人口出生率即已出现大幅下降趋势。中国人口在1969年达到8亿人高峰后，政府倡导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政策在随后的几年中收效显著，1970年平均每个女性生育5.5个孩子，这个数字到1978年“独生子女”政策推行前已经降至2.9个。
安联集团经济学家在世界范围内的调查显示：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成反比。在中国北京、上海以及沿海地区等经济发达城市，平均每个女性生育0.8个孩子，而在西部及内陆城市，平均每个女性生育1.7个孩子。这一现象同样存在于泰国、土耳其等与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相似的亚洲其他国家，这显示出GDP水平越高的地区反而人口出生率越低。
研究数据同时显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也与人口出生率有着高度相关性：无正规教育经历的女性平均生育2.3至2.5个孩子，而获得硕士及博士文凭的女性平均仅生育0.4个孩子。由此可见，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是经济高度发展地区普遍面临的一个现象。
安联报告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教育及知识技能必将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育龄女性的生育年龄还将延迟。在这种趋势下，人口出生率的提高在短期内并无实现的可能，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一项严峻课题。
巨大养老压力：
“现付现收”机制现危机
“近年来，中国尝试适度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以此减缓经济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然而从德国、奥地利及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来看，此类鼓励生育的举措对提高人口出生率效用甚微，在德国，政府采取提高生育补助金等措施，依然无法扭转本国人口出生率逐年降低的趋势。”安联报告称。
“推迟退休年龄至65岁，不失为一个缓兵之计。”迈克尔·海瑟教授指出，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5岁，这样中国将会推迟3年也就是在2016年迎来劳动力市场的拐点，退休潮延迟到来，将会使社会养老压力得以暂时缓解。
除此之外，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更是中国社会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尽管世界各国养老体制存在具体差异，但是以“现付现收”为主要特色的受益基准制在亚欧各国有着普遍的应用。
在这种体制下，由在职的一代人负担已退休一代人的养老费用，而在职一代的养老则由下一代人负担。然而一旦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代，社会养老负担越来越重，而社保基金的规模与增长率远远不能满足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退休金需求时，这种养老基金积累模式就会出现危机。鉴于这种情况，对本国所实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反思和改革，已经成为世界性的潮流。
“在全球人口步入老龄化的背景下，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此体系下，个人养老基金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迈克尔·海瑟教授在安联报告中指出。
安联集团在华寿险公司中德安联人寿首席执行官柏思安认为，作为第一支柱，以可持续性为目标的社会养老体制改革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商业养老保险理应不断突破创新，积极发挥补充作用，为完善个人养老计划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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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三个层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还不发达，为了使养老保险既能发挥保障生活和安定社会的作用，又能适应不同经济条件的需要，以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此，我国的养老保险由三个部分（或层次）组成。
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养老保险是按国家统一的法规政策强制建立和实施的社会保险制度。企业和职工依法缴纳养老保险费，在职工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因其他原因而退出劳动岗位并办理退休手续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向退休职工支付基本养老保险金(也称“退休金”)。
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
目前，按照国家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总体思路，未来基本养老保险目标替代率确定为58.5%。基本养老金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广大退休人员的晚年基本生活。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
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指由企业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在国家规定的实施政策和实施条件下为本企业职工所建立的一种辅助性的养老保险。它居于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中的第二层次，由国家宏观指导、企业内部决策执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与基本养老保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其区别主要体现在两种养老保险的层次和功能上的不同，其联系主要体现在两种养老保险的政策和水平相互联系、密不可分。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劳动保障部门管理，单位实行补充养老保险，应选择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定的机构经办。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方式有现收现付制、部分积累制和完全积累制三种。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费可由企业完全承担，或由企业和员工双方共同承担，承担比例由劳资双方协议确定。企业内部一般都设有由劳资双方组成的董事会，负责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事宜。
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是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职工自愿参加、自愿选择经办机构的一种补充保险形式。
由社会保险机构经办的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由社会保险主管部门制定具体办法，职工个人根据自己的工资收入情况，按规定缴纳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费，记入当地社会保险机构在有关银行开设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应按不低于或高于同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计息，以提倡和鼓励职工个人参加储蓄性养老保险，所得利息记入个人账户，本息一并归职工个人所有。
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经批准退休后，凭个人账户将储蓄性养老保险金一次总付或分次支付给本人。职工跨地区流动，个人账户的储蓄性养老保险金应随之转移。职工未到退休年龄而死亡，记入个人账户的储蓄性养老保险金应由其指定人或法定继承人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