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宁波日报

    11月9日是上海代表团开放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十八大代表、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表示，要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在制度上建立一套完备的、便于群众监督的办法，才是管好自己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最有效的途径。对于是否会带头公开财产的问题，俞正声表示，只要中央决定，自己很容易公开，“因为我没有多少财产”。无独有偶，同一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有关官员财产申报的问题时表示，广东也在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会继续探索（见11月11日《新京报》等媒体）。

    在党的十八大上，官员财产公开成为舆论关注的一大焦点，而面对舆论关切，无论是俞正声还是汪洋都未回避。从两位高官的表态可以看出，上海、广东都已试点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并将逐步实行财产公开制度。犹记得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就曾表示：“对财产公示，你们知道我的态度。我现在告诉大家，第一，我已经按照中央现有的规定，如实填报我自己的有关情况；第二，如果将来需要向全社会公布财产的话，只要有这个制度设计，我会率先公布我所有财产。”很显然，高官对财产公开越来越脱敏，也敢于公开财产。这次上海、广东等地集中谈及官员财产公开，再次说明了官员直面舆论呼声的自觉，也凸显出官员财产公开的必要和重要。

    目前，我国已经实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制。不过，由于申报只是一种内部汇报，不少时候缺乏有效核实，以至于一些官员申报财产时往往流于形式。比如日前落马的广东“房叔”蔡彬，房产多达22处，在其落马前，也曾向组织申报过财产，但显然弄虚作假；正在服刑的“三玩市长”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曾坦白，“财产申报等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我从来没有执行过。纪委每年春节后登记收受红包礼金情况，我只是象征性地登记一点。为了掩饰自己的受贿，每年过大小节，我都会向纪委交一些小小的红包礼金。”

    众所周知，官员财产公开被称为“阳光法案”，是举世公认的反腐利器。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就会有更多的“房叔”潜伏，甚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财产转移到国外；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就无法很好地实现；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腐败就很难有效遏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官员公开财产是义务，如果财产合法，没什么不敢公开的。日前，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政法委副书记张天成在微博上，将自己和家人的财产一一公示，并表示，“我觉得这个没有敢不敢的问题，公布财产并不是很难的事情”，“问题在于财产的来源合法与否，如果都是合法的，有什么公布不得的呢？”

    而俞正声则表示，只要中央决定，公开财产很容易。他还曾表示，“我的财产早就申报了。这次，中央是扩大申报范围，要求申报住房、配偶子女工作等情况。我们按照规定每年如实申报。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去中纪委查查。”这是一种坦然。越来越多的官员愿意公开财产，这是好事，直面民意胜过闪烁其词，公开财产胜过默不作声。

    温家宝总理把官员财产公开定义为，“这是对干部手中权力的一个最重要的监督”。“最重要监督”的表述，意在强调在对官员的所有监督中，官员财产公开的地位和价值无可替代。期待直面财产公开的官员越来越多，期待试点官员财产公开的地方越来越多，更期待官员财产公开形成制度，并上升为法律，成为对所有官员的一项硬性要求。